这固然是由于经济生活是社会变革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我国改革推进的侧重点所在。
譬如，对于《行政处罚法》1条仅将行政处罚对象限定为公民，[43]而不包括外国人的情况，可以考虑效仿《行政诉讼法》98条的做法，[44]为其配备一个补充条款，规定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予以行政处罚，适用本法。这一条文包含如下三层含义：其一，所谓同一个违法行为，应理解为包括自然的一行为和法律的一行为，这可将连续违法行为、持续违法行为都一并纳入规范。
[33]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2条：本法所称其他种类行政罚，指下列裁罚性之不利处分……。[46]《行政处罚法》第3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第26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第二，增加新型行政处罚类型。对于行政处罚种类，《行政处罚法》8条前6项规定了警告、罚款等8种方式，理论界一般将其概括为财产罚、人身罚、行为罚、申诫罚。
责任能力是指行政相对人辨识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49]相关讨论参见熊樟林：《共同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与处断规则》，《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第151页。就刚才的事例而言，释放煤烟的权利(该权利与不释放煤烟的权利组合为一体，如同普通的土地所有权整体地包含着土地使用的权利和不使他人使用的权利那样)属于工厂生产要素之一。
在立法论层面上，也不断见到有关城市规划争讼的立法建议。因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制造公害的权利由谁拥有已经不构成问题。反之，城镇地不再‘空洞化(不再是‘零散建筑，而是‘零散空闲土地)，积累的红利将逐渐消失。这里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在上述二的2部分曾提及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有观点认为应对地方分权政策做出一定程度修正，强调广域调整的必要性。
当都市缩退已经成为课题的今日，将作为前提的压力置于法律的控制中的做法，已经难以发挥作用。上述做法有着如下意义。
并且，为了应对城市型社会和缩小城市，在建立协议制度框架的需求中，这些弱点进一步得以暴露。随着商业设施为中心的新形式的蔓延，城市结构自身在发生着变化，已不再是过去的以中心为前提趋向郊区的住宅蔓延形式。另一方面，或许是笔者的管见，在城市规划的土地利用规制领域中，除了很久以前的宇都宫地方法院1975年10月14日的判决[53]之外，包括附带审查在内的，基本不存在实体审中判决城市规划决定违法的判决事例。[49] 在都市空间的法律结构方面如果采用上述的模式，则迄今为止的司法权基本上被定位在权利模式上。
译者：朱芒，崔香梅 摘要: 由双重空间分割形成的土地所有权以及与其相对立的公益之间关系建立的框架，形成了都市空间的古典型法律结构，但其本身难以回避或者会重新出现再生公地悲剧。[60]東京高判1973年7月13日行裁例集24巻6·/7号533頁。[24]参见亀本洋如下观点。(2)凸显政策决定过程中被无视或者轻视的规范性价值。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么问题便是，可以认为双重空间分割在为权利分配方面具有不彻底性。[40]换而言之，假如大规模商业设施之后以烧恳商业的方式撤退，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或许此与该市村町的利益并不相关。
[7] 但是，另一方面，对此还存在着通过经济学的方法以归结主义方式进行的说明，即加勒特·哈丁(Garett Hardin)从回避公地悲剧[8]的角度，对所有权所做的说明。一方面，作用于行政内部的决策过程，另一方面保障行政外部的市民参与程序的正当性。
松浦以津子訳「所有権法ルール、損害賠償法ルール、不可譲な権原ルール：大聖堂の一考察」松浦好治編訳『不法行為法の新世界』(木鐸社、1994年)115—172頁(115頁)。[33]此后的1992年，该法律修改后将此细分为12个种类。此初期权利分配主要由私法承担。[48]最判1964年10月29日民集18巻8号1809頁。或许可以考虑包括司法以事后判断的方式促进对规划的重新审核方面的潜在能力在内，司法判断的应有状态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制度设计。[8]Ga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162 Science 1243-1248(1968)。
[14] 尽管土地已经在法律上分割为私有土地，以此回避公地悲剧，但就其空间的侧面而言，尤其着眼于景观的时候，其公地的属性再次出现。常常可以看到的事例是，因相邻市村町进行大型零售店建设，已设置了特别用途地区对大型零售店进行规制的丰田市因此造成自损结果。
但在现实的法律制度中通过及于上下的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设置的一定限制，只能实现粗糙的资源分配结果。其二，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利害关系人无法就自身的利益掌握住司法救济的时机。
[20]如果按照福井的这个观点，将上述因双重空间分割而及于上下部分的所有权分离出来，从而排除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设定明确的权利内容，这里暂且可以理解为满足了(1)的要求(有关此问题后面部分还将讨论)。[58]角松·前注[49]、6頁。
但是，修改工作并不顺利。伊藤「コモンズのルールとしての景観条例—いつ、どこで行政指導は機能するか」年報政治学2003，229—244頁(231頁)这一方面是因为行政法学界对行政组织和行政组织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行政法原则对现代行政法的中心使命之一控制行政裁量权具有重大意义。
应当通过对行政法学概念、原则、原理的爬梳，对行政法解释和适用方法的研究，建构起更加精细化的行政法释义学体系，对现行行政法规范的客观内容提供概念性、系统性的描述和说明。其二，行政一体与分散的正当性、界限及其保障。
这两个原则如何协调，是行政法释义学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通行的行政行为理论体系中，大多将行政行为划分为行政立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确认、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给付等不同的行为类型，并归纳相关的规则和制度。
此外，在行政管理方式改革的背景下，对于实践中多样化的行政管理手段，如约谈、公私合作协议等如何与行政行为的基本形式对接，也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通行的行政行为类型划分有其不足，因为在各类行政许可、行政奖励、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裁决乃至行政处罚之上，完全可以运用行政处理（决定）的概念来对其共同的规则加以探讨。
现代国家作为一个具有决策与行动能力的主体而存在，端赖于将国家建构起来的组织法所定的标准。为了达到简化思维程序、减轻立法负担等功能，还应探求是否可以在这些概念之上抽象出拥有共同特征的新形式，并构建更具普适性的规则，与此同时也要避免因为过度抽象化导致的概念空洞化。其一，行政组织的法律形态。特别是由于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包含了双方行为与单方行为、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甚至内部行为与外部行为，相关规则存在巨大差异，因而这一概念存在过度抽象的问题，不宜作为行政行为的基本形式。
但我国行政法释义学对行政法原则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这也属于行政行为形式论的作业。
行政行为的形式就如同一个仓库，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任务时可从中选择最有利于其完成行政任务的形式（仓储功能）。行政组织的法律形态，包括公法人、（科层制）行政机关、（具有较大独立性的）行政署、私法形式的行政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形态各有特点和优劣，应当结合行政任务的性质和宪法规范对其优劣加以分析和比较。
近年来，我国法院在一些行政案件中开始直接援引法律原则进行判决，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行政法释义学对比例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研究所提供的智识资源密切相关。行政组织法领域中的大量问题尽管可能与诉讼并无直接的关联，但对于行政任务的实现和行政的规范化、制度化均具有重要作用，是体系化的行政法制度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不应被排除在行政法释义学的范围之外。